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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19-05-16 14:50 次数: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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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史学的兴起    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这一代的主体是“新史学”,以历史的、考证的、客观重建等等为主导的。

领导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以及北大毕业后来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等一大批学者。 他们认为,新史学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史学。

  新史学还有另外一派,是以何炳松为代表的、以事情为主的史学。 所以,何炳松认为中国史学里面只有“纪事本末”和《廿二史札记》符合西方近代的史学。 因为西方的历史以事为主,而“纪事本末”正是以事情为主。

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近代以来也提高了位置,因为他偶尔也会写到人,但是主要还是以事为主。

所以,“纪事本末”、还有《廿二史札记》大兴,是新史学中的一派推崇的结果。

  像何炳松讲究通史,一般讲究西方史学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是事情。 他们会认为,觉得人重要那是传统的史学。 然而,严格地说,如果问一个清朝人,他当然不会认为“纪事本末”是最重要的史体。

在近代经过这一波洗礼之后,“以事为本位”而非“以人为本位”,“纪事本末”跟《廿二史札记》就变成最重要的史体,就是因为它们跟西方相通。

  那么,我刚刚讲到的考证、历史客观性的重建,包括考古,包括以北大、中研院为主体的新史学——当然也不只包括这两个——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

像傅斯年、胡适他们反复讲,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那些问题。 辽金元史专家陈述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进了史语所的时候才发现,以前的老先生们是以一本一本书为主体的历史,而进了史语所才知道是以问题本位的历史。 写一篇文章,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形成的。 傅斯年在表述史语所工作旨趣的时候,最后提出了三句口号,非常明确地讲,东方学的正统是什么?第一个,仁义道德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不是我们的同志。

以仁义道德、你自创的这些主观道德作为历史的评断,不是我们的同志。

这里面就有impersonal的味道,有非人格性的味道。 所以,他并没有反对传统史学。 可是你看他的几篇重要文章,他认为传统史学都只是材料,不是真正书写史学的究竟的体裁:究竟的体裁还是要写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   我那本很不成熟的英文书《傅斯年》,当年有一个阅读评论说,傅斯年使他想起1940年代的路易斯纳米尔(LewisNamier)在英国提出的takingmindoutofhistory(赵寻注:原句应为“takingideasoutofhistory”,“把心性从历史拿走”作为傅斯年的理解固然不错,但Namier的意思是排除历史中的“观念”影响以作客观研究。

)。 纳米尔活着的时候,是英国最有名的史学家之一,提倡群体学(ProsopographicalStudy)的研究,就是把大群人、上亿人做群体学的研究。

这个字是非常难懂的,我也是看LawrenceStone(劳伦斯斯通)的文章才知道,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字,后来被LewisNamier和LawrenceStone复活了的一种ProsopographicalStudy(人学研究)、一种群体学。

所以,他认为个人、尤其个人的内在世界对历史研究是不好的,所以要takingmindoutofhistory(从历史中拿掉)。

  当然,傅斯年不是那么简单,他也不像纳米尔那么极端。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以解决问题为本位的史学,个人是它研究的范围,但并不是它最终研究的主体。

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一切以人或是一切以书为本体——不是研究一本《史记》或者《战国策》,它是以问题为本位。

胡适在他的《胡适文存》的序里面说,有人认为我不太重视个人——传统派史学就觉得他研究问题、做历史考证的时候,不重视个人,但他觉得不是,他说,只要你们看看看《胡适文存》里面的文章,我是多么重视个人。 有这一句辩解,就说明当时传统史学派,觉得他太问题取向了,好像把人丢掉了。

后来翦伯赞也批评胡适,然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太重视个人。

历史是由无名群众所形成的,怎么会像你讲的,个人有这么大作用呢?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学观念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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